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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授哲学毕业论文(五篇)

日期:2021-09-30 14:31:22 作者: 点击次数: 所属栏目:哲学论文

函授哲学毕业论文第一篇

论文题目:论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科学发展观,这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重大创新,是我们党执政理念和治国理念的重大飞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深入探究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对于我们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人本观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哲学基础

树立科学发展观,首要的问题必须科学回答“发展的主体是什么,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发展的目的又是什么”。我们党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坚持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马克思主义人本观是“以人为本”发展观的哲学根源,这是在对“以神为本”、“以物为本”思潮和旧人本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在对社会历史进行科学分析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为动力,以现实的人的发展为目的的思想理论。

1.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批判“以神为本”、“以物为本”的思潮

西欧中世纪封建制的精神支柱是基督教及其神学历史观,它认为神不仅创造了人,而且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都因神的存在而存在。“以神为本”把人的一切,包括他的力量和贡献,统统归之于上帝。人的价值不在人自身,而在于上帝。“为了使上帝富有,人就必须赤贫;为了使上帝成为一切,人就成了无。”(《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三联书店出版社1962年版,第52页)

如果说神创论是人脑的产物反过来支配人,那么货币拜物教则是人手的产物反过来支配人。在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资本主义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物质财富的增长是以牺牲个人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是物对人的统治。人仅仅成为创造物质财富的手段,人成为资本、商品、机器的奴隶。

无论是“以神为本”还是“以物为本”,它们的共同点是:无视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真正的历史观必须“以人为本”,人不仅仅是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手段,而且是社会发展的目的。马克思说得好:“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我们党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的思想,同时,也是对“以物为本”错误倾向的批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受市场经济本性所驱使,“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错误思潮在社会上有一定的空间。特别是受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以实现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观的影响,“以物为本”思想模式导致经济社会的片面发展,也严重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我们必须摈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整个发展理念和发展框架由过去注重“物”的发展逐渐走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函授哲学毕业论文第二篇

论文题目: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客观支持体系

[关键词] 哲学社会科学; 理论创新; 客观支持

社会科学理论创新的客观支持体系,即外部条件系统,它既是理论创新的外在动力,又是理论创新的重要保障,这一支持体系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政治环境的支持

学术的繁荣以政治开明为前提,政治开明以思想解放为要义。对一个政党和国家来说,政治开明、思想解放的根本标志就是建设民主政治,发扬民主,在法律上保证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鼓励和倡导观念更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也再一次证明,凡是民主政治发展顺利的时候,我国科学文化就有较大的、甚至飞速的发展,思想理论方面也成果累累。中国共产党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经验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而思想的解放必然带来理论的创新和繁荣。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先导,理论创新是学术繁荣的一面旗帜。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到邓小平的“特色理论”,再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其理论的发展创新无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晶。江泽民在“5·31”讲话中指出:“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我们推动实践创新的根本指针,又是我们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函授哲学毕业论文第三篇

论文题目:论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外交价值向度

[摘要]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外交思想的哲学价值底蕴深厚,突出体现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价值取向基础,公正与平等的价值评价尺度,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价值选择标准,形成了富于特色的外交思维。

[关键词]政治哲学外交思想价值取向国家利益

邓小平政治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其中关于外交思想的哲学价值底蕴深厚,内涵丰富,体现了他对以和平与发展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新国际局势作出的敏锐观察和深邃洞见,以及对自己政治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和升华,为我国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南。邓小平外交思想崭新的价值理念,维护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事业的发展,对当今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关于外交政策的价值取向基础

哲学范畴的价值,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人们应当从实际出发,正确的评价客体,把握客体的价值。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历来强调“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人类一直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期。到了80年代,世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政治力量有了新的对比,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有利于维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总趋势。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变化,果断地调整对国际形势基于战争背景的价值思考,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他认为:“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1因此,“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2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3,“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邓小平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我们的外交政策也应随之转变,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应成为我国新时期外交政策的总方针。他说:“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4“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5

函授哲学毕业论文第四篇

论文题目:论个体发生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个体发生哲学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性,揭示了个体发生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即个体和整体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个体个体发生个体发生哲学理论基本问题

人的问题一直是历代思想家们所研究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就是认识人的本质和价值,实现人的发展,即人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人学理论。

人不管多么复杂多么奇特最终都表现为一种存在。而人的存在又是以个体存在为前提的。离开个体存在的所谓人是一种虚无的状态。那么,到底什么是个体呢?所谓个体是指进入现实社会实践活动领域(物质生产、社会政治、精神文化等)的个人。如果把社会看成一个功能系统,那么个体就是建构这个系统的真正要素。严格说来,社会功能系统以外的个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体(未成年者、无劳动能力者)。

一、个体发生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社会生产力落后,社会分工未形成,落后的生产力决定了每个社会个体都不能把获取生活资料的活动交付给别人,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同求知、艺术、社会交往等活动以朴素、自然的形式融合在个体活动中。这个时期个体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个体没有独立性,人类没有个体观念。马克思说:旧的社会分工对个人来说实质上是把完整个体的生命活动分割开来,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劳动和享受、生产和消费这些本是个性整体活动和存在的各个方面,分别由不同阶级及其个人来承担,分工的每一步发展都是对个人完整性的进一步分割,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是以“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联系,社会个体受物的驱使和摆布。这时个体概念虽然产生了,但个体被埋没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人”类的发展在开始时以牺牲多数的个人为代价。在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片面强调人“类”社会价值,坚持社会利益绝对至上,反对个体私欲和本能欲望,认为满足个人情感和需要的思想是万恶之源。例如在中国封建社会鄙视物质利益的禁欲主义就是上述思想的产物。禁欲主义将社会价值绝对凌驾于个体价值之上,一味鄙视甚至否定人的正常欲望和要求。中国封建儒家文化极端夸大人的存在的社会属性,用社会来否定个人,将社会价值抬高到了脱离个人并与之完全对立的地步。这种抹杀个体价值,无视个体需要,无疑是对个性的发展和主体的独立性、创造性的压抑和摧残。但是这时人们开始注重人本身,强调人的自我意识,正如普罗塔戈拉所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后来为了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对个体发生理论作了宏观上的分析和把握,资本主义倡导个体的自由、民主、博爱,个体在社会上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带来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且也把“个人至上”的理论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片面夸大个体在社会中的作用,强调个体价值,否定社会价值。鲍威尔兄弟、施蒂纳把自我意识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认为整个世界都是我这个惟一者的自由意志创造的。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公开宣扬“个人利益是惟一现实的利益”,而“社会利益只是一种抽象”。19世纪唯意志论者尼采从他的权力意志论出发,鼓吹个人至上,倡言“个人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创新的东西,绝对的东西,一切行动都完全是他自己的”。他认为“利己主义是毫无疑义的”,人生的最高价值就在于攫取个人权力。存在主义者萨特也把个人自由、个人利益看成是与社会制约、社会利益绝对对立的东西,鼓吹极端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他说:“每个人仅仅在反对别人的时候,才是绝对自由的”,“我们要求的是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由,是在各种特殊环境下均有的自由。”资产阶级思想家把个人意志、个人利益看成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完全否定社会意志和社会利益,这是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本性的反映。尽管资产阶级片面夸大了个体理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把个体理论推向了高峰。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家开始从微观上关注个体理论。近代西方哲学家、心理学家从不同角度对个体发生问题进行过理论探讨和研究。精神分析学派的弗洛伊德着重考察个体人格发生过程的动力系统,认为个体发生过程就是从潜意识结构到意识结构的不断受阻不断前进的外化过程,这种外化的动力是潜伏于人自身内部的“力比多”(性欲),把个体发生过程分为口唇期、肛门期、生殖器崇拜期、潜伏期和生殖器期。弗洛伊德的个体发生理论把潜意识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无意识本能活动的价值,他的研究给人们以启示作用。但从总体上看弗洛伊德的个体发生理论是非科学的,把自我看作人的性欲本能的外显形式,这种泛性论否定了人的本质属性。美国现代心理学家科尔伯格重点研究了人类个体道德规范意识的发生过程。他发现:最初的儿童没有稳定的道德观念意识,他们的道德判断是以自身可能遭遇到的直接后果为前提的,是以那些“重要的他人”的预期的喜悦或不快为基础的,道德意识依赖于权威崇拜;随着儿童生活范围的拓展,这时儿童的道德意识逐渐超越了严格的互惠关系,开始从他律向自律转化;在个体行为真正进入社会领域以后才产生遵守法律和履行义务的责任感,认识到遵守法律、履行义务对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必要性;随着人们对社会更深层次的透视、理解,这时人们有了改变不公正法律的愿望,开始意识到道德和法律的规范选择。应当肯定科尔伯格对个体道德规范意识发生的考察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从总体上说科尔伯格理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他忽视了社会中不同阶级、集团、群体共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对人的道德选择的作用,而用抽象正义作为人的道德选择的依据。瑞士著名的现代心理学家、哲学家皮亚杰运用结构主义和系统论的方法考察了个体的认识结构的发生问题。认为个体认识起因于原始性的本能活动,认识发生过程就是在这种活动基础上主客体双重建构过程。也应当肯定皮亚杰对个体认识发生的思考有一定的科学性,但从总体上说其理论也存在一定缺陷,他对社会因素的理解是狭隘的、片面的,他不懂得社会的实践性,他不理解人的实践对个体认识发生、发展的影响力。总之,个体发生哲学理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是在宏观上还是在微观上研究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

函授哲学毕业论文第五篇

论文题目:中国画的哲学色彩论与五原色体系

内容提要自水墨写意的文人画风兴起并在中国画坛占据主导地位以来,色彩在中国画中日渐遭到排斥而处于缺失地位。但水墨写意的反色彩理论,所谓“运墨而五色具”,实质上并未改变其对哲学色彩论与五原色体系的理论隶属,不过是它的一个重要分支而已,其大文化背景仍为阴阳五行学说。然而,色彩的缺失毕竟是一个遗憾,尤其是在与唐代及其前绘画的五彩缤纷的对照之下。尽管本世纪以来有不少中国画家致力于为现代中国画找回缺失的色彩并有所成就,但多彩化的趋势尚未形成。作者认为,中国画再度辉煌的希望在对哲学色彩论与五原色体系的重新发现、认真研究及创造性运用上。

关键词中国画色彩哲学色彩论五原色体系

一、色彩的缺失与复归

自北宋时代开始,文人画思潮渐渐在中国绘画中占有主导地位以来,水墨写意的画风以一种排斥色彩的态度,迅速在中国画的传统中营造出过于冷静的理性主义氛围,所谓“运墨而五色具”,就是说哪怕是在被古代人以两种色彩的名称——“丹青”来指代的绘画活动中,色彩也退居于只能依靠观者的想象力在幻觉中复原的地位。

当然,就艺术学的原则来讲,单色画的出现应当被视为一种文化在艺术上成熟的标志,但是,在公元十世纪以后的古代中国艺术中,以水墨画为代表的单色绘画成为所有画家追寻的最高级艺术形式,并因此而形成历几个时代而不衰的压倒优势,乃至在思想深处排斥一切色彩竟成了绘画最基始的语言之后,我们就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文化上的弊病,或者说是一个民族的怪癖了,尤其是如果比较一下这个时代来临之前的唐代艺术的话。我们常常说唐代绘画的雄强博大是后来中国绘画所难以企及的,究其原因,宋元以后绘画中色彩的全面丧失以及水墨画的迅速扩展在其中也许起到了非常大的反衬作用。

并不是说宋元以后的绘画中完全没有色彩,而是必须指出经过文人画思潮的洗礼之后,中国画家不由自主地从内心深处取一种与文人水墨写意认同的态度,从而轻视色彩,将色彩的运用视作可有可无的辅助手段,并因此导致了与唐代以前绘画比较起来在色彩的使用技巧上极大的倒退。唐代以前那种自由、活泼、强烈、真率的用色技巧消失了,剩下的是呆板、拘谨、毫无生气与陈陈相因。拆碎了七宝楼台,不成片段的一瓦一石成不了大的气候,尽管我们还勉强能举出赵孟頫、钱选、仇英、陈洪绶、恽寿平、华喦等等前后不相属连的几位画家对色彩略有偏好,但底气也不免愈来愈弱,绚丽丰富的光与彩渐渐湮没于日趋简单重复的水墨黑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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