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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大专毕业论文(五篇)

日期:2021-10-12 14:15:51 作者: 点击次数: 所属栏目:刑法论文

刑法大专毕业论文第一篇

论文题目: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探析

摘要: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契合犯罪本质特征的评价等三个方面,合理性则具体体现在变通根据的充分性和多元性。民族地区刑法变通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制的需要。

关键词:民族地区;刑法变通;合理性和可行性

根据我国刑法第90条之规定,民族自治地方不能全部适用本法规定的,可以由自治区或者省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本法规定的基本原则,制定变通或者补充的规定,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试行。我国刑法的这一规定旨在刑法中贯彻民族政策,使我国刑法的中国特色真正体现出民族性。本文拟对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予以探析。

一、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

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契合犯罪本质特征的评价

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所谓社会危害性,即指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社会关系造成或可能造成损害的特征。作为犯罪本质特征的社会危害性有无与大小的判断,应坚持历史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同时要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特定行为的实质。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对稳定性与变易性的统一。“相对稳定性”是指某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在一定时间、地点、条件下较为稳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刑事立法应当具有相对稳定性。“变易性”是指同一行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其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会发展变化。因为任何行为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实施的,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总是根据社会历史条件认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加上我国地域辽阔且各地发展不平衡,民族众多且风俗、习惯、传统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又正在进行各种体制改革,因此,同一行为在不同时间、地点、条件下,其社会危害性的有无与大小总在发展变化[1]97。承认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是相对稳定性与变易性的统一,认可客观上存在很大差异的民族众多的风俗、习惯和传统对于社会危害性评价的影响,不仅对适用刑法具有意义,而且对于理解民族地区刑法变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具有重要意义。

刑法大专毕业论文第二篇

论文题目:论罪刑法定原则下的公正与民意

摘要: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三大原则之一,明确指出"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的内容。然而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人们开始关注社会各类热点案件,并开始以自己的认识对案件始末及其进展进行评判,民意逐渐渗透到司法实践当中。甚至有时会看到民意主导审判的情形出现,此时公平正义与民意在司法实践中就需要认真考量。

关键词:罪刑法定 公平正义 民意

为了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刑事法治是“现代法治的基石”,而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则是“刑事法治的起点”[1]。1997 年3 月14 日,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对1979 年《刑法》作了全面修订,第3~5 条明确规定了刑法的基本原则, 而罪刑法定原则更是居于首位, 这是新中国刑事立法中第一次明确规定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一切原则之基础,没有这一原则的立法、司法,罪责刑相适应、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空谈。

经过多年理论宣传和司法实践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不仅仅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项“纸上”原则,它已经逐渐成为人们所共同尊奉的基本观念。但是由于法律条文是由语言表达出来的,对于实际生活中行为方式多样的犯罪行为,语言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包容或予以准确概括,而犯罪行为本身呈现出多样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形态, 因而要求立法语言具有绝对的预见性是不可能实现也是不现实的。同时,即便是对于同一立法语言,基于司法主体的不同,加之不同的环境、文化、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和不同的角度和方法,特别是受其内心价值观念的影响, 每个人的理解也会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同。对于司法人员而言,对刑法条文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刑法的适用、关系到特定行为人权利的生杀予夺,因而绝不可忽视。为了避免因立法语言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和原则本身的模糊性而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 并防止司法人员滥用刑法解释权以及自由裁量权侵犯公民人权的现象发生,立法机关对自己所制定的法律进行了大量解释和说明。按照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我国的法律解释机关, 其法律解释具有等同于法律的效力。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罪刑法定真正意义上的实现。虽然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努力的朝着罪刑法定这一原则靠拢,努力的维护司法权威,法律权威。但是实践往往与理论是有出入的。司法机关本应坚持司法独立,任何个人和社会团体不得干涉司法活动。

刑法大专毕业论文第三篇

论文题目:论《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的修改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作了较大的修改,规定了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扩大了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对判处死缓的累犯限制减刑,这一修改集中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与国际社会刑事立法的接轨,刑法立法应适度限定特殊累犯的成立范围,排除老年人构成累犯,将毒品犯罪纳入特别累犯的范围,增设单位累犯制度。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八)》;未成年人;特别累犯;单位累犯

累犯,是指因犯罪被判处一定刑罚处罚,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法定期限内又犯一定之罪的情况。刑法上的累犯,经历了从刑事古典学派的注重犯罪特征到刑事实证学派的注重犯罪人特征的转变。现代刑法上的累犯,更多的是强调犯罪人的人身特征,对累犯从重处罚的理论依据在于累犯的人身危险性较大。我国1979年刑法最早确立了累犯制度,1997年刑法中对累犯制度进行了一定修改,将一般累犯后罪发生时间的下限由原来的三年修改为五年,将特别累犯构成要件中规定的罪名反革命罪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且规定累犯除了不适用缓刑又增加了不适用假释。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2011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又对累犯制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本文拟对《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的修改做出评析。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制度修改内容的解读

(一)未满十八周岁的人不构成累犯

与成年人相比,未成年人在生理、心理等方面都很不成熟,自制能力较差,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往往因为一时的冲动或外界的诱惑而触犯法律,各国对未成年人均提供了刑事实体法和诉讼程序上的特殊保护。但是对于未成年人是否构成累犯,各国在立法上存在三种态度:第一种是法国、日本、意大利、我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认为未成年人可以构成累犯;第二种是俄罗斯、泰国等国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即只要是未成年时实施的犯罪,均不作为认定累犯的“前罪”;第三种是英国、埃及等国规定一定年龄的人不构成累犯。累犯属于应当从重处罚的法定量刑情节,且累犯不适用缓刑和假释,这与刑法典所体现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整体精神相违背。我国《刑法修正案(八)》第6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该规定中增加了对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不构成累犯,将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排除出累犯的适用对象范围,具有积极意义。因为虽然未成年人犯罪之后再次犯罪,其主观恶性可能比初犯时大,但因为未成年人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容易经过教育回归正途,将未成年人排除出构成累犯的对象,可以有效地对未成年人实施教育。

刑法大专毕业论文第四篇

论文题目:论我国刑法对老年人适用死刑的限制

摘要:2012年2月25日通过了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的第八个刑法修正案。此次修正案创下了多个“第一”,尤其是第三条对于老年人限制死刑适用的规定,意义尤为重大。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宽”的一面在此次修正案中的重要体现。通过正确理解第三条中的几个关键词,进而准确把握第三条的精神实质,最终实现对该条文的准确运用,真正实现对老年人少适用、甚至不适用死刑。

关键词:审判;特别残忍;致人死亡;适用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创下了1997年刑法制定后通过修正案进行刑法修改的多个第一,即修正案内容有五十条之多是第一次、第一次对刑法总则进行修改、第一次将通过时间和生效时间相间隔、第一次废除部分死刑、第一次确立老年人从宽制度、第一次将“社区矫正”纳入法律文件当中等六个“第一次”。在整个《刑法修正案(八)》中,相比较而言意义较为重大的,笔者认为是此次修正案的第三条,即在《刑法》第四十九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该条文同时结合了上述六个“第一次”中的三个:首先,该条是对刑法总则进行的修改;其次,该条排除了一定情况下对年满七十五周岁的老年人适用死刑,相当于废除了部分死刑适用;再次,该条是老年人从宽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于老年人刑事责任的限制,乃至对老年人限制死刑适用,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即有学者极力呼吁,最终在今天成为现实,不得不说是历经坎坷,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对于意义如此重要的修正条文,对其进行准确解读,是准确适用该条文、实现条文制定目的的基础。而正确解读该条文的关键又在于正确解读其中的几个关键词,也即对“审判的时候”、“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以及“适用死刑”等的理解。下面笔者就对这些关键词进行逐一的分析和解读。

刑法大专毕业论文第五篇

论文题目: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性思考

摘要: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正在形成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三维立体模式并可进一步加以完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着重于一般预防,主要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资格刑的配置着重于特殊预防,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可增设禁止从事一定职业的资格刑;对监管责任的强调和特别规定,则旨在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及时发现和查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控制犯罪风险。

关键词:食品药品安全;风险;法益;前置;资格刑

近些年来,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不断考验着国人敏感的神经。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不仅给公民的健康、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巨大危害,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而且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刑法作为维护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进行及时和积极的回应。

一、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规制:以风险控制为中心

随着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食品药品安全犯罪一旦产生实际的危害后果,其涉及范围之广、程度之重、影响之深,恐怕大大超出了人们对传统犯罪的想象。比如三聚氰胺奶粉事件,根据2009年1月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婴幼儿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死亡6例,泌尿系统异常的患儿29.6万人,大量患儿有肾结石并发展为肾功能不全,可能终生都要受到影响。在这一事件中,几十家乳品企业牵涉其中,市场占有率极高的多家乳业巨头也不例外,引发了整个乳品行业的信任危机。不仅如此,世界卫生组织也对此表示高度关注,世界上多个国家和地区限制或禁止中国乳制品进口或对购买中国乳制品发出警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国际影响。再比如,美国的DES安胎剂案。己烯雌酚(DES)是由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1941年批准投放市场的一种保胎药,但后来证明孕妇服用该药后,如果胎儿为女性,出生后可患有其他多种恶性疾病(如乳腺癌等),发病率高达30%-90%,潜伏期最少为10-12年。DES销售多年,分布地区广泛,服用该药的受害者众多。可以看出,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本身蕴含着非常可怕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转变为实害,不仅给公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而且对整个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都会造成重大损失。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所述,这种风险是现代化的风险,是工业化的一种大规模产品,而且系统地随着它的全球化而加剧。

在我国,人们对“风险社会”的内涵以及我国是否已进入风险社会还存在很大的认识差异,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技术风险、环境风险、经济风险等各种风险越来越多,近年来频发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就是典型的例子。虽然理论界对风险刑法观还有很大争议,但刑法面对日益增多的风险需作出相应调整已基本成为共识。传统刑法比较注重惩治对个人的生命、健康、财产造成实际损害的实害犯,但等到上述风险转变为损害后才对行为人处以重刑为时已晚。因此对待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应以风险控制为中心,合理控制风险,将重心放在如何预防风险转变为实害上,才是刑法的积极应对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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