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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授刑法毕业论文(五篇)

日期:2021-10-12 11:08:25 作者: 点击次数: 所属栏目:刑法论文

函授刑法毕业论文第一篇

论文题目:论刑法“但书”条款对新型盗窃的适用

【摘要】《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三种新型盗窃行为虽然没有规定“情节恶劣”或“数额较大”这类定量要件,但在对新型盗窃行为进行评价时,仍应当在分则犯罪构成的基础上,适用刑法第13条“但书”条款对其入罪标准进行限制,理性把握一般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的界限,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八);新型盜窃;“但书”条款

2011年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盗窃罪的法律规定进行了重大的修改,将原来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的”之规定,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起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从条文中可以看出,这一修改将“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和“扒窃”①因此本文将以“但书”条款为切入点,“但书”条款均指我国刑法第13条,探究新型盗窃的出入罪标准问题。

一、刑法“但书”条款的一般适用条件

刑法13条中的但书规定适用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为条件,不仅要求“情节显著轻微”,并且同时受限于“危害不大”。其中学界对于“情节”的这一刑法学中的专有名词存在诸多不同的理解。有学者认为“情节是犯罪过程中和犯罪环境里的某些因素和某些情节”,也有学者认为“情节是表现行为的性质和程度的各个事实、事件或情况”,还有学者认为情节是就是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以外的事实情况。笔者认为,刑法中的“情节”应分为广义上的和狭义上的两种来理解。其中狭义上的情节是指刑法分则中情节犯的犯罪构成中所规定的“情节”,广义上的“情节”则是指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事实以外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程度,并进而影响定罪和量刑的事实情况。[1]而刑法13但书规定中的“情节”,应当是指广义上的情节,包括行为的方法、手段、时间、地点、一贯表现、目的、动机等。[2]因此第13条中“情节显著轻微”的情形,需在满足犯罪构成规定情节之外全面分析具体犯罪中各方面事实情况所体现的社会危害性,对其进行综合判断才能定论。而除此之外,还应同时满足“危害不大”这一条件。即在动机、目的等情节方面不存在太大社会危害性的,也未造成较大的危害后果,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适用刑法第13条出罪。

此外,在司法层面适应刑法第13条时,还应以行为符合我国犯罪构成为适用前提。若简单的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可以直接判断其是否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在不成立此条件才进一步考察是否符合该具体罪名的犯罪构成的话,就造成了由司法者来进行原本应当由立法者完成的罪与非罪评判,这无疑是不合适的,同时也加大了司法权僭越立法权的风险。[3]因此,司法中对某一行为适用但书规定时,应以该行为所对应的传统犯罪构成为适用前提,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作为一种消极判断,毕竟需要特别评价的案件只是极少数,故先运用犯罪构成对行为进行评价,以分则具体的构成要件作为桥梁,再考虑第13条“但书”条款规定,以限制司法实践中的自由裁量权。总之,“但书”条款在司法适用中所起的是一种消极的间接的作用,它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犯罪的刑事违法性特征,其出罪功能不能表现在直接依据但书出罪,而是表现在其指导法官实质地理解与适用犯罪构成的解释机能上。这种归之于法官的裁量权绝不能离开犯罪构成这一规制轨道,否则就容易导致判断的恣意性。[4]

函授刑法毕业论文第二篇

论文题目:浅析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具体应用

【摘要】本文以张金柱案作为立足点,从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出发,通过对本案判决中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地方进行分析和解读,以便更好的了解罪行法定原则在我国的具体应用,来彰显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的作用。

【关键词】张金柱案;罪刑法定原则;保障人权;限制刑罚权

一、引言

1997年8月的某天晚上,原郑州某公安分局局长张金柱驾车到某酒店就餐完毕后,醉酒驾驶车辆撞上了骑自行车正常通过的苏东海父子。儿子苏磊经医院抢救无效后死亡,而苏东海则构成重伤。

本案经郑州中院审理后认为张金柱的行为不仅仅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构成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郑州中院的判决做出之后,被告人张金柱上诉到河南高院。河南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罪量刑准确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维持了原判决[1]。

对于上述案件的定罪量刑即使在二审判决生效若干年之后仍然值得商榷。张金柱案争议的核心问题是:被告人张金柱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辩护人认为:张金柱的行为仅仅属于交通肇事罪,对于公诉人指控的故意伤害罪而言缺乏证据,量刑过重。围绕着张金柱案而展开的是否在交通肇事罪之外还构成故意伤害罪的争论,实质上还是一个关于刑法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应用问题。

本文拟以张金柱案作为立足点,从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出发,对本案判决中与罪刑法定原则相违背的地方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藉此希望可以对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具体运用情况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函授刑法毕业论文第三篇

论文题目:国企改制过程中相关犯罪的刑法认定分析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改制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有企业改制是一个新生事物,在改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问题,尤其是近些年,出现了具有复杂特征的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对国企改制中的相关犯罪行为进行刑法认定,有利于规范企业的改制行为,预防职务犯罪,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

【关键词】国企改制;犯罪;刑法认定

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导地位,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规定“国有企业改制应采取重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合资、转让国有产权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进行……”其中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是采用最多的形式,公司制有利于增强市场主体的竞争力。但在实际改制过程中存在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犯罪的行为,国有资产流失是改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已构成犯罪,对国有资产改制过程中的相关犯罪做刑法认定,有利于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一、国企改制中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趋向多元化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环境下,国有企业改制中犯罪主体超多元化方向发展,以经营管理人员为核心、以对国企负责监督、领导的国家工作人员及改制中的相对方为辅助,通过相互勾结来共同犯罪,使犯罪主体更具有隐蔽性和危害性。

(二)犯罪在客观上呈现出新的特点

当前国企改制中呈现出发案高、犯罪主体的职位高、大案要案的比例高、实权部门法案多、串案多等现象,使犯罪危害的严重性大大提高。

(三)犯罪手段越来越多样化

现阶段国企改制中的犯罪手段主要有:隐匿国有资产,非法转移、侵吞国有资产,私分国有资产,暗箱操作获取属于职工的各种待遇,与外部人员勾结、共同作案。

函授刑法毕业论文第四篇

论文题目:论医疗领域医生收受“回扣”和“红包”的刑法规制

【摘要】目前医疗领域的贿赂犯罪高居商业贿赂犯罪之首,我国在医疗领域等民生领域的反腐败形势的严峻性。但是,对于医疗领域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认定问题,司法实务中存在不同的见解,本文从医疗领域医生受贿现状与刑法规定,普通医生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主体认定两部分对医疗领域医生收受“红包”的行为进行探讨。

【关键词】医疗;回扣;红包;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一、医疗领域医生受贿现状与刑法规定

我国的医疗领域分为国有医院和民办医院,对于国有医院中的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那些在单位的正常运行及国有资产管理上负有领导、组织、管理、监督活动的人员,他们在行使对国家事务的直接管理只能的过程中实施的职务犯罪按照受贿罪定罪处罚。但是对于普通医生开方收受药厂的回扣的医药行业的潜规则的罪与非罪、此罪彼罪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2004年,浙江省瑞安市人民医院几十名医生收受药品和医疗器械回扣、总额逾百万元一案就曾遇到类似麻烦,检察机关无法认定医生收受回扣是否构成犯罪。从竞争法的角度看,医生开方收受回扣属于商业贿赂范畴没有疑问,但关键是在刑法上构成何罪?

(一)司法解释颁布前,实践中对于医生收受回扣的处理往往不同

国有医院医生受贿行为常按照受贿罪定罪处理。如2005年福建省福鼎市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原为福鼎市某国有医院医师,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药品回扣的被告人华建萍、孙鲁闽、何雪琴有期徒刑。经法院审理查明:此三人身为国有医院医师,利用职务便利,大量开处药商事先承诺给予回扣的药品给患者使用,从中收受广东中药集团医药代表陈健等有关药商给予的药品回扣款。该案定性的焦点在于国有医院医生收受药品回扣是否构成受贿罪。福鼎市法院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系国家公益性事业单位医生,从事医疗、预防、保健等国家公益活动,属国有事业单位从事公务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被告人客观上实施了利用给患者配药、施药的处方权而收受药商给予的回扣,符合受贿罪利用职务便利进行权钱交易的特征。

由此可见,在司法解释颁布之前,对于国有医院的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行为实践中常按照受贿罪处理的,即把医生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对于非国有医院的医生在医疗行为中收受回扣的行为如果规制,在新司法解释颁布之前,鉴于罪刑法定原则,民办医院由于其特殊的主体地位,其医生收受贿赂回扣等行为却无法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函授刑法毕业论文第五篇

论文题目: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应遵循的刑法价值

为了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刑法的价值,尽量发挥它的正面价值,同时尽量减少负面价值,为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提供正确的导向。笔者借助价值哲学理论来揭示刑法的真正内涵,以期准确地把握刑法的逻辑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科学地来阐明刑法价值。

一、刑法价值的基本含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由此可见,首先,价值反映的是作为主体的人与外界物——自然、社会的关系,揭示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其次,价值又是一个用以表示事物所具有的对主体有意义的,可以满足主体需要的功能和属性,也就是指客体对于人的作用、效用。基于此,刑法价值可定义为刑法(客体)所具有的满足社会与社会成员(主体)需要的属性与功能,也就是刑法对社会及其成员的作用或效用。

二、刑法价值基础:社会及其成员需要、刑法本质属性、刑法功能与刑法价值生成

(一)社会及其成员需要

人类社会为什么需要刑法?这就涉及刑法起源的问题,人类社会对刑法的需要并非像对粮食、空气和水的需求一样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通常把这一阶段理解为阶级社会),社会秩序被毁灭性破坏,以致威胁到人类生存时,才产生了对刑罚的需要。

(二)刑法本质属性

关于刑法的本质大致有三种观点:刑法的阶级属性、刑法的规范性、刑法强制的严厉性。但这三种观点都不足以揭示刑法的真正本质。第一,阶级性并非刑法所固有,一切政治、艺术等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都具有阶级性。第二,规范性是所有法律的共性,是一种外在形态而非内涵。第三,刑法强制的严厉性并不是其他法律所没有的。笔者认为,刑法的本质是对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的报应(惩罚)。

(三)刑法的功能

刑法的功能,亦称刑法机能。从哲学上看,刑法的本质决定了刑法的机能。故刑法的本质在对犯罪人的报应(或惩罚),其实质是一种痛苦。正是这种苦震撼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心灵,从而产生了威慑机能、规制机能、保护机能、保障机能、否定机能、改造机能、教育机能、鼓励机能、抚慰机能。这些机能综合起来便是刑法对国家的潜在积极作用——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国家秩序与安宁。

(四)刑法价值的生成

社会及其成员需要是刑法价值的根据和前提。刑法本质属性中的价值因素是刑事政策的创制所追求刑法价值的某种反映,为刑事政策形成打下了客观基础。刑法机能是一种可能的(潜在)刑法价值,而刑法价值则是一种实现了的刑法机能。当刑法机能由潜在的状态因与主体的需要相结合而外化为现实的时候,刑法机能便转化为刑法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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