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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法大专毕业论文(五篇)

日期:2021-10-14 15:40:45 作者: 点击次数: 所属栏目:诉讼法论文

诉讼法大专毕业论文第一篇

论文题目:浅析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背景下的讯问工作

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主法制的不断推进和司法需求的日益增长,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初次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由此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也将在修正案(草案)的影响下也发生重大的改变,文章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背景和基础进行考量,浅析讯问工作的发展方向,并为侦查机关进行未来的讯问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一、导言

讯问是指侦查人员为了查明事实真相,依法对犯罪嫌疑人就刑事犯罪事实真相而进行的以言词形式获取口供的一种诉讼活动和侦查措施。①尽管现代侦查技术在不断地发展进步,但讯问作为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活动的必要程序仍受到高度重视。

然而,我国在过去的指导理念和价值选择上一直都是在重视打击犯罪和实现实体正义,造成对侦查讯问程序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护相对薄弱。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往往过分依赖口供,在讯问阶段也往往发生刑讯逼供等现象。

二、讯问工作的必要性分析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出台后,就有观点认为,今后在侦查机关办案时,讯问工作受到愈来愈多的拘束,讯问工作在将来也会逐渐失去存在的必要。

就讯问而言,毕竟在很多情况下,案件的侦破还是依赖于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在侦查中甚至在最具效率的侦查中,没有线索的情况也是存在的,而破案唯一的有效途径就是讯问犯罪嫌疑人和询问其他可能与案情有关的人。”②在19世纪上半叶英国社会出于在讯问过程中对刑讯逼供现象的担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在限制讯问权。但英国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发现,如果缺少了讯问,侦查机关进行侦查工作常常效率低下。人们最终认识到:“在侦查中,没有任何侦查措施能替代讯问。”③

诉讼法大专毕业论文第二篇

论文题目:浅谈在开放教育模式下的民事诉讼法教学实践环节

一、在民事诉讼法教学当中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和不足

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面授,学生被动学习为主。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花费了大量心血准备课程,在课堂上以教师讲授为主,大量的知识点要在课堂有限的时间内传授给学生,学生被动的接受。记忆实验表明单位时间内记忆的信息越多,其记忆效果就越差。对于民事诉讼法而言,这种教学手段的不足和缺陷马上就暴露了出来。就以民事诉讼法中的“地域管辖”这部分内容为例,《民事诉讼法》及《民诉意见》中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总共加起来大约有几十个条文,并且这些条文都很重要必须掌握。虽然老师和学生可以花费很多时间在短时间内将这些法条逐一记下,但很快就会忘掉其中的很多内容。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好。

其次,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的实践能力比较差。在民事诉讼法的教学当中,我们经常能遇到这样的尴尬情况。通过教师辛勤的努力,学生掌握了知识点,却不会在实践中应用。这是因为在课堂上学生所获得的知识仅是简单的记忆再现,还处于一个比较浅的层面上。由于其接受的知识不够生动、具体,所以就不能灵活应用。实践中有些学生虽然学过了民事诉讼法,但仍然写不了民事起诉书和答辩状,在法庭上不知道如何举证、质证,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传统教学中虽然也有实践课程,但大多数只是观看现场庭审等等而没有与实践课相配套的系统辅助教学手段。学生在上实践课之前没有很好的自主学习,上过了实践课之后没有及时地总结,所以学习的效果比较有限。

要想解决在民事诉讼法教学当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就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加入创新元素,摆脱传统教学模式的束缚,采用新的教学手段和模式。

诉讼法大专毕业论文第三篇

论文题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评析

刑事诉讼法素有“小宪法”和“宪法的执行法”之称。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是1979年制定的,1996年经历了第一次修改。10多年的实践证明,刑讼法的基本原则和诉讼制度总体上是科学的、正确的,既坚持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又凸显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实现了社会公平正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各方面的不断演进与飞速发展,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立法上的不足与缺陷,需要修订、补充和进一步完善。鉴于此,在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刑诉法迎来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再次大修,以期系统总结16年来司法实践取得的经验和成果,解决大量社会关注和司法实践的突出问题。例如,为了在证据制度中明确和强化举证责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就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八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公诉机关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上述条款言简意赅地明确了刑事诉讼举证责任以及举证责任的主体,字斟句酌之间无不彰显出其对于实现司法公正和高效的重要实际意义。这里,笔者即从这一具体条款出发,谈谈刑事诉讼领域举证责任的内涵特征、法理规范和分配规则问题,以供同仁赐正。

举证责任的内涵界定

举证责任是诉讼法学领域一个极其重要的专业术语,大陆法系中举证责任语义舶来于日本,其内涵深邃而复杂,因而是诉讼法学界探讨与关注的热点。关于举证责任概念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其中“二元论”观点释义合理,为大多数学者赞同。“二元论”是从理论上将举证责任解析为主观举证责任和客观举证责任双重内涵。其中,客观举证责任是主观举证责任的前提,更是举证责任的实质。举证责任表明法律规定在诉讼中由谁来负提供证据之义务;而确定责任是指在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律将推定由主张事实的当事人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与上述观点一脉相承,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是指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犯罪情节轻重,应由谁提出证据并加以证实的责任,并由谁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

诉讼法大专毕业论文第四篇

论文题目:亲属拒证权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缺失的根源

刑事诉讼法二次修正草案规定,我国强制出庭制度条款将不再适用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意味着我国证据制度正在接近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标准。如何在刑事诉讼法中科学构建亲属拒证权制度,具体完善我国证据制度,反思亲属拒证权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缺失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刑事诉讼法二次修正草案;亲属拒证权;根源

刑事诉讼法二次修正草案在许多有关人权、公民权等问题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将亲属拒证权写进刑事诉讼法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我国强制出庭制度条款将不再适用于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然而,实现法理观念的更新非一蹴而就,如何在刑事诉讼法中科学构建亲属拒证权制度,具体完善我国证据制度,反思亲属拒证权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缺失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亲属拒证权制度在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的缺失,具有深刻的思想根源和社会历史根源。

1.重整体、轻个体,重阶级性、轻人性

首先,东西方的哲学根本区别在于,东方社会更加重视整体利益,西方社会更加重视个体利益,西方尊重人内心感受,东方注重适应社会需要,西方以自我实现为终极目标,东方以赢得竞争为目标。在法文化上,西方重视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中国则偏重于强调社会个体的道德自律。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有两千年封建制度的历史,有着深厚的国家本位主义基础。封建意识对人们影响极深,封建专制思想一方面严重压抑和束缚个性发展,重视皇权轻民权,重义轻利,主张个体的感情、欲望的满足与社会的理性要求相一致。建国后,仍然强调国家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亲情作为个人利益的体现,自然要让位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当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西欧似乎是选择以个人作为秩序形成出发点的发展道路。把秩序理解为就是保护每个个体所拥有的正当利益而得到的总和。个体所拥有的正当利益被称为‘权利’,而权利完全实现的状态则被称为‘法’。权力就是实现这个法的机关。其观念形态的发展最终归结为社会契约论。与其相对,中国则是以全部个体的共存为基础。无论其基本的经济单位如何趋向于个体化或分散,但要求所有个体都顾全大局并作为一个和谐的集体中的一员来生活却一直被视为不证自明的道理。首先有全体的生存,才会有个体的生存。代表全体的利益要求每个个体互助互让,同时对于每个个体有时会出现的私欲膨胀予以抑制和处罚,这些都被看作是公共权力应该履行的职责。”

诉讼法大专毕业论文第五篇

论文题目:从聂树斌案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缺陷

摘要:聂树斌案件是全国关注的案子,无论从形式正义还是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均引发了人们的深思。究竟为什么会从司法层面上造成这样的惨剧呢?我们有必要从各个社会层面来加以探讨,而本文作者从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探讨该案所引发的司考。

关键字:程序法;司法救济;违宪审查

1995年,河北聂树斌被以强奸、杀人罪判处死刑,并已执行。2005年,本案“真凶”王书金归案,主动招认了是自己奸杀康某的罪行。聂树斌家人得知真情后,一再向河北地方法院申诉,法院却以家人无法提供判决书为由拒绝受理。案件也归于沉寂。后来,聂案突然出现戏剧性变化,不仅聂家收到了神秘人寄来的判决书,王书金也提出上诉,为替他背黑锅的聂树斌“洗冤”。这起当年与佘祥林案并称的“乌龙案件”,从被曝光至今,所呈现的司法救济和纠错机制的严重缺失,以及司法机构行为本身的荒唐,让人哭笑不得,也不寒而栗。聂树斌一案,或许只是中国许多刑事冤案的一个典型,然而,通过此案,我们却可以发现现在的刑事讼诉法中的不足。其中,我认为一个最大的不足是,公民个人诉权的缺失问题。

根据我们学过的法理,有权利必有救济。权利与救济本身就是合二为一的,没有救济的权利,根本谈不上是权利。就好比是权力没有制约,必然导致腐败的道理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在聂树斌一案中,“聂母多次向河北省高院提出申诉,均被以无法提供原审判决书为由驳回。”在得到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后,“尽管材料已经齐全,聂母的申诉请求仍然难以实现”。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聂母的申诉,被告人的申诉权才在形式上得以实现。被告人的诉权从提出到得到裁判权的回应耗时二年。不可否认,这种“自己做自己案件法官”的纠错机制确实是聂树斌案申诉权难以实现的现实原因之一,但仔细思考,这一原因并非造成其诉权行使不畅的必然原因。这是因为,1995年的聂树斌案件,从一审、二审到死刑复核程序最高人民法院都没有直接参与其中,其不存在自己纠正自己错误的尴尬和对错案追究制度的恐惧。但其也曾经以无法提供判决书为由而拒绝了聂母的申诉请求。其对申诉权的处理与河北高院相比并无二致。与聂母申诉权受阻相对应,另一被告人王书金的诉权行使也并非一帆风顺。2007年4月,“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王向河北省高院提出上诉,理由是检察院未诉其强奸杀害康某的罪行,从而导致无辜者聂树斌蒙冤。”王书金之所以选择如此极端的方式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因为“在一审中王在庭审时供认其强奸和杀害康某的行为,但被法官以‘与指控无关’为由打断,被公诉方以‘查无实据’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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