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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授社会学毕业论文(五篇)

日期:2021-09-25 13:52:23 作者: 点击次数: 所属栏目:社会学论文

函授社会学毕业论文第一篇

论文题目:村庄治理中三重权力互动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与立论

村庄政治是理解乡村社会政治性质的重要领域,而对村庄权力结构的分析则是理解村庄社会政治的基础。所谓村庄权力结构,是指村庄各主要权力主体之间模式化的互动关系。对中国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研究曾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中叶前后,费孝通在研究传统乡土中国的权力结构时,区分了村庄中同意权力、横暴权力和教化权力这三种基本的权力类型,特别强调教化权力在传统乡村基层治理过程中的突出作用。杜赞奇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华北农村村庄权力结构的变化,区分了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黄宗智分析了在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不同的土地占有形态、不同的家族力量和结构对于村庄权力结构类型的影响。

第二次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由于国家权力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乡村的日益深入与近20年村落社区自治权的迅速成长,造成了空前复杂的权力互动呈现于村庄场域,构成了中国底层农村政治的动态的和主要的层面,因而成为理解村庄政治拼图的关键和衡量农村政治发展水准的重要标尺,也就自然成为近年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热点。国内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众多学者以及海外汉学界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对村庄结构进行了比较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不断拓展,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其成果灿然可睹,观点迭涌纷呈。概括起来,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两种不同的视角分别展开的,一是对村庄内部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二是对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进行研究。

函授社会学毕业论文第二篇

论文题目: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与科学的祛魅

科学究竟是什么;在“大科学”时代,科学是如何运作的;科学知识是如何生产出来的;如何判定某物是否科学;科学家的社会角色如何;等等,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的问题。SSK对于当今哲学和社会学都极富启示意义。自从SSK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诞生,有关争论就此起彼伏,如关于其经验主义方法论和相对主义立场,甚至其反科学倾向。此外,还关涉到科学传播、科技报道和科技政策等问题。东方出版社这次出版的“知识与社会译丛”,在国内首次全面引入有关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内容,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有人甚至认为,这是继后现代理论之后,目前国内引进的最有趣的一种学说。本刊选登三篇介绍兼评论性的文章,从各自的角度,以点带面讨论与SSK相关的问题希望引起读者关注。

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西方有识之士就已经提出了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观点,一个是“上帝死了”,另一个则是“理性化最终会导致扼制人性进一步发展的‘铁笼’”。初看起来,这两者似乎没有什么联系,其实不然——它们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提出了下列问题,即人怎样才能祛除他(她)所直接面对的对象的神秘魅力,从而真正使对象处于其适当的位置上,能够“为人所用”。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代表着开明和进步,而宗教则意味着愚昧和落后,因而“科学前进一步,上帝就后退一步”,用科学驱逐和取代宗教是理所当然的。简单说来这并不错,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简单,否则,立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发展,就不会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各样严重问题了。作为研究者,我们所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于,人们在用科学驱逐和取代宗教的同时,是不是不知不觉地把自己以往针对宗教的信仰和感情转移到科学技术上来了?近现代科学史已经表明,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存在——尽管人们对科学家及其研究结果的态度没有对上帝的信仰那么虔诚和盲目,但这种态度仍然具有比较强烈的信仰特征,因而从某种意义上似乎可以说,与西方现代化和理性化过程同时存在的“世界祛魅过程”,实际上是与人们把这种“魅”赋予科学技术的过程同步进行的。这种“魅”就科学技术而言有存在的合理性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它直接与理性所倡导的客观科学精神背道而驰。既然如此,出路何在?

函授社会学毕业论文第三篇

论文题目:过度组织化: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结构背景及其社会学意蕴

自社会学创立以来,比较一直是一种基本研究方法,在社区研究中也同样如此。然而,从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现实情况来看,比较方法的应用似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既借用世界范围社区研究的概念,又刻意与之保持距离,是中国社区研究的一个术语学倾向。比如,既袭用了社会学的社区概念,又特意附加以“行政”这一限定语,而生成学理上不无悖谬的“行政社区”概念;既采用了与国际上通用的Communitydevelopment十分相近的说法,又别出心裁地名之为“社区建设”,有意识地突出一个外在于社区的“建设主体”,如此等等。政府和行政在社区和社区建设中的高调存在,使得“社区”看上去仅仅成了一个标签。

诸如此类的自相矛盾是否意味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具有某种绝对独特的性质,判然有别于一般所说的社区发展,以至完全不具备国际可比性?恐怕也不能这么说。

中国之引进社区概念,又明以“行政”暗以“建设”来限定之,深刻显示出这同一个社会过程中潜藏着两种不同的指向:“行政”或“建设”反映的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力图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在草根层面进行的自我调整,它是相对于(严格意义上的)社区而言的外在主体对城市基层生活和组织方式的一种合目的安排;而“社区”本身则更多地反映出城市区域社会,也就是“市民社会”意义上的区域社会自组织、自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究其实质,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社会生活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根本性转变。如果说前者有可能表现为政府及其作用范围的扩大的话,后者则必然导致政府及其作用范围的缩小。有意思的是,这种眼前的扩大也许是长远的缩小之必不可少的前奏。从这层意义上说,“行政社区”之类的概念,与其说窒息了比较的可能,毋宁说辟出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研究者得以从比较不同结构背景着手,探索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发展道路。

函授社会学毕业论文第四篇

论文题目:巫术与邪教关系的宗教社会学分析

本文运用现代宗教社会学理论,分析了高级宗教与巫术的严格区别,点明了中国传统宗教已属于高级宗教,但其中含有的巫术影响尚未祛尽的实际情形,强调主要是巫术及与之相联的民俗传统信仰对现代化建设有重大阻碍,呼吁应十分重视化传统的阻力为动力。进而,分析了中国式邪教与巫术的内在联系,指出由巫师活动向会道门组织及邪教蜕化的具体途径,并从中概括出巫术与邪教的共同特征。最后,根据其中的主要特征,根据当代被邪教迷惑者的主观原因与邪教所采用的手法分析,强调只有理性才是破邪的利器,只有明确区分巫术与经验技术、高级宗教与巫术、个人体验和普遍经验等,才能切实提高对邪教的辨识能力,从根本上破邪。

作者邓子美,1951年生,江南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

马克斯·韦伯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奠基者之一。由于社会学把世界的变化视作社会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在韦伯看来,如果从主体一面着眼,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质上也是人的理性素质不断提高,从而推动各产业部门与行政部门理性化,实现“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过程。①换言之,产业化只是现代化的外在表现,理性化才是现代社会转型的精神所在。现代化就是以效益(行政管理部门则以效率)为导向,对社会各部门不断进行合理化改造。韦伯并不否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比较起来更为重要,他说:“必须承认经济因素所具有的根本重要性,特别须对经济条件加以考虑。但与此同时,对相反的关系也必须考虑到。”这种相反的关系在韦伯看来,主要是文化条件及其对人的精神的重要作用,“当精神(因素)妨碍了(经济)活动时,合理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则同时也会碰到严重的内部阻力。”②笔者认为,这种阻力在西方社会转型刚开始与进展到一定程度时都遇到过。但一因适应市民社会宗教需求的基督教新教对韦伯所说的魔法,即巫术的祛除;二因新教对西方传统宗教精神的理性转换,及新教的冲击推动了包括天主教在内的其他基督教教派的改革,才使这种阻力部分地转化为社会转型的动力。①由于在西方,宗教信徒构成了社会主体,因而西方社会宗教生活理性化无疑促成了西方社会转型。东方社会仍在转型过程中,如何化传统的阻力为动力应当引起充分重视。

函授社会学毕业论文第五篇

论文题目:从法律社会学的视野看繁峙矿难

2002年发生在山西繁峙的"六。二二"矿难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可是37名矿工惨死的景象在我脑海里却久久挥之不去。为什么不法矿主殷山用金钱铺路这一原始手段能够屡屡得手?既能买通贵为一县之长的王彦平,复能封住有"无冕之王"之称的记者的嘴?本文试图运用法律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对这一事件进行多视角的反思。

反思之一:职务犯罪何以屡禁不止?

在人们心目中,犯罪一般是指鸡鸣狗盗、坑蒙拐骗、打打杀杀之类的事情。可事实上,官员腐败、金融欺诈、黑客肆虐等所谓的白领犯罪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犯罪现象。显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运用犯罪人类学理论、差异交往理论、文化冲突理论、标签理论等传统的犯罪学理论来分析此类犯罪,已经缺乏足够的解释力了。

美国法律社会学家布莱克在论述行动中的法的时候强调,个人的社会地位对案件的处理有着很重要的影响,犯罪人最终被定罪与否,是从严处理还是从轻发落都与个人的社会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地位高的人与社会地位低的人如果犯了同样的罪,社会地位高的人受到起诉的可能性要低于社会地位低的人受起诉的可能性。而且,一般说来,对于同样的犯罪来说,社会地位高的人所受到的惩罚比社会地位低的人所受的惩罚要轻得多,尤其是当社会地位低的人对社会地位高的人犯罪时,犯罪人所受的惩罚则是在所有同类型犯罪中所受惩罚最严厉的。因此,我们在研究职务犯罪现象时,不能不考虑犯罪人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寡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社会资源是指社会所拥有的,可以用来满足人们社会需要的稀缺存在物。社会资源按其功效可分为物质的或精神的,器物一类的有形物质属于前者,信用、承诺等无形的精神资源则属于后者。从社会层面来讲,最主要的社会资源无外乎三类:声誉、权力和财富。

当前,包括官员腐败在内的职务犯罪屡禁不止,高级别官员涉案的情况有增多的趋势,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社会影响面越来越广。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第一,从事职务犯罪的一般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比较丰富的社会资源,这些东西一方面是他们犯罪的资本,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犯罪之后较少受到法律惩处的根源。第二,贪官们"前仆后继",屡有出现,一定是我们的制度建设存在漏洞。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权力天然有寻租的倾向,而斩断权力寻租的链条只能依靠对权力的制约,其中最重要有两点:一是明确权力的范围和责任,二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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