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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授国际法毕业论文(五篇)

日期:2021-10-13 16:30:39 作者: 点击次数: 所属栏目:国际法论文

函授国际法毕业论文第一篇

论文题目:受教育权性质:国际法与中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摘要: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是一个国家公民的宪法权利,国家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义务主体,这是国际法有关受教育权立法的基本精神。而我国现行宪法对受教育权性质的规定则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观,其表述存在着语义与逻辑上的固有缺陷,其立法精神也与国际法不符,不利于我国公民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对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法律基础进行重新审视,以便对现行宪法和法律法规做进一步的修改,使公民的受教育权利能够得到更好的法律保障。

关键词:受教育权;权利;义务;国际法;中国宪法

对受教育权的性质,我国学者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受教育权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统一,这与我国现行宪法的立法精神是一致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公民个人、社会的发展与教育的关系角度来论证的①;另一些学者则持受教育权的权利观,不赞成将受教育权规定为公民的义务,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人权的角度来论证的。回顾我国宪法史发现,我国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都是按照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样一个角度来规定的,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但1982年,我国宪法则是按照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点来对公民受教育权作出规定的②。

一、国际法中的受教育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的义务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现已发布了很多包含有公民受教育权问题的国际法与一些国际规范性文件,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具有普遍性的人的受教育权问题的,如《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等;一类是涉及儿童受教育权特殊保护问题的,如《儿童权利宣言》、《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等。当前,很多国家已经对这些国际法与国际规范性文件做出了自己的承诺,促进了各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推动了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

函授国际法毕业论文第二篇

论文题目: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的互动方式分析

摘要:从本源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紧密,在学科发展史上相互依托、互相促进,两个领域的合作互动具有巨大的潜力。一方面,国际关系理论可以从宏观、中观及微观等不同层次给予国际法的发展提供解释,并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国际法学的理论与实践也成为某些国际关系学说的理论源泉和现实支持。在国内,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之间仍然处于割裂状态,促进二者研究的互动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理论;跨学科研究;互动方式

无疑,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密切,而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彼此影响,相互促进。这些特性决定了不同时期占据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对国际法的发展可能造成迥异的影响,或具有不同的解释作用。同时,国际法学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也能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借鉴。因此,在两个学科的发展问题上,有探讨它们之间合作与互动之方式的必要性。

一、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联系与学科发展史上的互动

从本质看,国际法是某些国际关系的法制化结果。具体地讲,作为国际关系的某种表现形式的国际法,既是国际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者说是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建立某种国际关系的手段或工具,反映的是国际关系对秩序、稳定与可预测的需要。同时,描述、解释、研究、评估和预测国际关系的现状与发展的国际关系理论,为国际法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分析国际事务的理论框架,对同一时代的国际法之盛衰具有重要的影响或解释功能。

不过,尽管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但作为一门系统性的学科,国际关系学的历史却不算悠久,其直至20世纪30年代掀起理想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的纷争后才正式形成。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国际法的研究比国际关系理论的形成更为久远与成熟。因为,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它在格劳秀斯完成《战争与和平法》一书时就已初步形成。这样,国际法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亦可为国际关系学者所借鉴。事实上,三百多年来,通过国际法的视角审视国际现象是学者们的普遍做法,即使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期,国际法学的研究方法仍被普遍使用。尤其是在美国,早期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是从法学研究脱胎而出。

直至二战后,古典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法的研究才突然变得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疏远。一方面,国际法学者(除极少数的例外)忽视了国际关系理论。这些学者习惯把国际关系理论当作一个依附于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其他一些学科的,使用诸如“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s)、“均势”(equilibria)、“主体间”(intersubiectivity)等陌生术语的复杂理论。对于他们来讲,其太过于理论化以至显得如此神秘,因而让人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国际关系学者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也是极端地冷漠,这样的话语经常萦绕于耳:“传统的国际法被国际政治研究者所轻视”,“国际关系学者习惯将机制的重要角色即正式的法律规范当作怀疑对象而打发掉”。

函授国际法毕业论文第三篇

论文题目: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国际法律规制及经验借鉴

摘要: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作为证券市场风险补偿机制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发达国家(地区)已有成功的立法与实践经验。目前,虽然各国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运作与监管模式各不相同,但其法律规制内容基本趋于一致。在我国资本市场上,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尚属一种制度创新,为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创建本土化的证券投资者赔偿法律制度。

关键词: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基金来源; 赔偿对象; 赔偿限额; 赔偿比例

一、 海外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法律框架

在发达国家(地区),证券市场是一国经济体制中最为复杂和核心的机制之一。证券市场的有效运转,依赖于相当复杂的法律配套制度。而在这些和证券市场相关的制度中,最为核心的是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国外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核心,在于维持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而投资者保护法律制度的关键,在于保障投资者的投资安全。基于这些立法思想,在海外成熟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权益保护受到了充分的重视。为了减少证券机构系统性风险的不良影响,许多国家(地区)都建立了类似存款保险制度的投资者赔偿制度。(注:投资者赔偿制度是投资者保护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比较显示,各国通常运用市场手段来实现法律救济,即建立投资者保护机制,该机制由教育机制、诉讼机制、赔偿机制等组成。)

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国家(地区)的投资者赔偿制度的推出,均有相关法律法规作为依托和保证,部分国家(地区)投资者赔偿制度的立法和实践情况如下:1970年,美国国会制订了《证券投资者保护法案》(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Act),并依据该法案建立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Corporation,简称SIPC);1986年、2000年,英国分别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和《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并于2001年成立了“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有限公司”(the Financial Services Compensation Scheme Limited,FSCS);1998年日本颁布了《证券交易法》,随后由国内券商组建了“日本投资者保护基金”,由外国经纪公司组建了“证券投资者保障基金”,2002年这两个基金合并成为“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日本)”[the Securities Investor Protection Fund(Japan),SIPF(J)];1970年、2000年、2001年,我国香港地区分别制定了《证券条例》、《金融服务和市场法》和《证券及期货条例草案》,依据这三大法案,香港地区于2002年建立了“新投资者赔偿基金”。由上可见,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海外成熟证券市场的国家(地区)专门就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相关事宜做出法律规定,为这些国家(地区)的投资者保护基金良好的运行提供了法律支撑。

海外发达国家(地区)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就其运作模式来看,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独立模式,即成立独立的证券投资者赔偿(或保护)公司,由其负责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的日常运作,美国、英国、爱尔兰、德国等证券市场采用了这种模式;另一种是附属模式,即由证券交易所或证券商协会等自律性组织发起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并负责基金的日常运作,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市场采用了此种模式。

发达国家(地区)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就其监管模式来看,可分为四种:一是由证券监管当局认可并监管。如美国的SIPC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英国的FSCS受金融服务协会(FSA)监管;香港特区的“新投资者赔偿公司”由证监会认可并监管;二是由自律组织的行业协会监管。如日本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就由日本证券经纪商协会(JSDA)监管,并在JSDA下设立“投资者保护基金筹备办公室”;三是由交易所运作并监管。如澳大利亚的“国家担保基金”(NGF)由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独资公司--证券交易担保公司(SEGC)运作;四是由行业协会和交易所共同监管。如加拿大投资者保护基金(CIPF)由多伦多股票交易所、蒙特利尔交易所、加拿大风险交易所和加拿大投资经纪商协会共同设立并监管。

函授国际法毕业论文第四篇

论文题目:论国际法上的不干涉内政原则及其例外

[摘要]不干涉内政原则源自国家主权概念中的“内部自主”特性,即国家自行处理其国内事务之能力。不干涉内政原则既然是国际法的原则,则必然有其例外,这种例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合法性的存在基础。然而,不干涉之例外不宜任意扩张,即使在联合国框架内,采取干涉一国内政的措施也应是非常谨慎的。

[关键词]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干涉内政之例外;国际法

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一项比较早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这项原则是与国家主权原则相伴而行的,其含义一般认为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或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干涉他国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同时也指国际组织不得干涉属于成员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作为一项被公认为不许损抑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例外问题,一直受到国际法学界的关注。特别是由于在实践中,国际法往往受制于国际政治。因此,一国干涉他国内政的事件时有发生。最常见的是,某些强国以他国“违反基本人权”为借口,而进行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除直接的武力干涉外,还频繁地运用经济干涉、外交干涉、舆论干涉以控制弱国按其意志行事。人们由此而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权威性提出质疑,认为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在理论上存在例外的情形,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并不违反国际法。本文拟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依据及其演变历程以及这一原则的例外问题进行探讨。

一、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根据

关于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理论依据,国际法上有不同的学说。早在1830年,就出现了不干涉内政学说。根据这一学说,不干涉是一种严格的国家责任,而且是国际法的正确规则。事实上,早在1795年,康德(Kant)的《永久和平》著作中就提到了不干涉内政的问题,康德认为,各国均不得干涉他国的宪法与政府,其理论基础是主权国家之独立理论。康德具体地论述:“国家之独立乃国际法之基础,由于干涉是破坏国家独立之行为,因此也就违反了国际法。”

函授国际法毕业论文第五篇

论文题目: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及其对国际法体系的冲击

摘要: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国际司法机构的数量迅速增长。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有利于国际争端的和平解决,改变了国际法院不能有效地解决国际争端的局面,提供了更多发展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机会。但是国际司法机构的扩散可能加剧国际法的不成体系性,塔迪奇案和澳大利亚金枪鱼案证明了这种风险。应构造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换机制来缓解这个问题。

关键词:国际司法机构; 国际法体系; 国际争端

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国际法领域发生了一个显著的变化:从只有一个国际司法机构--国际法院,到10余个国际司法机构并存于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这种现象对于国际法而言是喜是忧,对国际法的体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是很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我国国际法学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鲜有相关的研究成果公诸于世。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一、国际司法机构的界定

根据Cesare P. Romano的研究,在国际法体系中,已经有96个机构被赋予解释国际法的权力。①但笔者认为它们并不都是国际司法机构,因为国际司法机构必须符合相应的标准。学者们一直希望给予国际司法机构一个准确的界定标准,但是迄今也没有一个一致的结论。

Christian Tomuschat认为国际司法机构必须具备下列五个条件,可以作为讨论问题的基础:第一,必须具有永久性,而不依赖于特定案件的存在,这就把很多特别法庭排除在外;第二,必须通过国际法律手段建立,一般是直接通过条约或者可以从条约中获得效力的国际法律行为建立的;第三,审判案件时必须以国际法为依据;第四,按照预先存在并且不能被当事方改变的程序规则审判案件;第五,最初的判决具有法律拘束力,这就把国际人权法和国际环境法范围内兴起的遵守监督程序排除了出去。②

对于Christian Tomuschat提出的标准中的第一条,即国际司法机构必须具有永久性,Shane Spelliscy有不同的认识,他认为永久性不应成为判定是否构成国际司法机构的标准之一。以特别国际刑事法庭为例,它们都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下建立的,而且它们审理案件的数量很多,这种情况会持续很长时间,所以这些特别法庭在国际法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当属于国际司法机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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